古代没有所谓的“普通话”,拿皇帝上朝该如何面对群臣们的方言?

浏览:4428   发布时间: 08月25日

普通话是咱们的“官方语言”,所以百通。

古代可能没有普通话,但问题是,古人也是有“官话”的,其实和现代一样,不同地区的古人交流,没有咱们想得那么艰难。

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史长达数千年,从北方中原再到南方沿海,出过的政权也是非常之多。

所以在大数据的层面上,就决定了“官话”的多样性,特别是五代十国这种政权林立的朝代,从南方到北方,官方语言都是不一样的。

其实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盛行,周天子有没有进行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官话传播,不得而知,但随着诸侯割据严峻,各地诸侯为了提高文化的保护性,实行了以诸侯国为核心的官话宣导,所以后来秦始皇苦哈哈地“书同文”,为的就是改变这种劣势。

自秦第一次大一统,并且在文化上出大力把七国变成一个整体,官方政府对于语言便有了重视。

在汉代,汉政府不反对地方方言,但最基本的,当官的、读书的、做大生意的,你最起码一定要会“官话”,不然的话,做什么都是轮不到你的。

汉代的“官话”名为“洛语”,所谓洛,就正是洛阳。河南洛阳是个伟大的地方,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基础,而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,从那个时候开始,文化最强的洛阳,就以洛阳当地的语言为“官话”,对整个中华大地进行辐射。

其实对于官话的认知也是很有趣的,如果中央政府强大,那么官话的主导性就强,反之则是弱。

而在汉代,一般来说,高级官员是一定要会“洛语”的,说通透一点,那就是一定要会洛阳话。

虽然定都长安,但是统治者们一开始并不怎么讲陕西话,说的都是洛语。

定下了这个基调,那么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读书,就必须要学“洛语”,具体是怎么学的,已经不可靠,但在汉代等同于“礼部”的一些部门中,就有专门考核洛语的官员。

这属于是较为冷门的冷知识了。

学洛语,说洛语,写汉字,汉代人其实交流起来也不难搞,纵观大秦的书同文,就会觉得高深,秦始皇的手段不是没有目的的,反而对后世的影响很深,甚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在某种层面上来看,就是为了完成这种文化上的统一。

在汉代都是如此,更不说后来的朝代。

汉代暂且是没有科举的时代,选拔人才的方式主要是“任人唯亲”,寒门士子想跑到京城当官,那就是想都不要想。

但这样也决定了当官人的出身和文化底子,要说让他们讲两句官话,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所以越是阶级固化的时代,反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越轻松,没有那么多地方上来的方言大神,说的话大家都听得懂。

在汉代以后,古代语言受到第一次大冲击,乃是“南北朝”之际。

高度密集的胡汉交融,胡汉政权的先后建立,让国家语言变得丰富,也复杂。

这个时候不要追求官话与否了,只要能保证自己治下的语言统一,那就算是很有本事了,当然啦,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,其实还是倾向于讲汉家官话的,但是孝文帝不多,也就那么一个。

到了唐代,这就是个语言问题极其突出的时代。

礼部在唐代正式出现了,科举也是,寒门士子大量上升,只要肯读书,即便是耕田的,也有出头日。

旧的贵族集团官话说得好,但是做人做事不行,统治者想要平民百姓,而越是这样,地方的学子就越来越多,他们大多数出身贫寒,说的也是地方方言。

那么该怎么解决呢?

其实也好办,科举不是一步到位,直接到京城考试,而是需要“三步”,从小地方,再到地方,再到京城,唐代的科举不是自己闭门造车,也是需要请老师的,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,穷得饭都没得吃的人,要科举,那也是不现实。

既然请了老师,对于老师有一个最大的要求,那就是必须要会官话,除非说这老师教育水平极高,说着方言忍着忍着也就算了,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水平极高,所以要会官话。

层层学习,层层进步,不说融会贯通,但最起码已经能说能听,而且口音还不强,这样一来,成功熬到殿试的这波人,语言能力是很强的,进士者,是要和皇帝一同参加樱桃宴的,所谓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这可不是一个说着粤语的功名者在长安城乱跑。

但有的问题能解决,有的问题却不能。

在唐代,胡人官员也不少,不仅是胡人,还有外国人,这些人的方言倒真是成了问题了,所以唐代一般都有翻译,唐朝鸿胪寺,在当时还养了一批翻译官,为的就是解决外交语言问题。

不过这些外国人也争气,自己慢慢也学会了长安官话。

这种现象和现如今是一样的,一样有很多不懂中文的外国人,也一样有很多懂的。

唐代之后,是五代十国,这个时代较为纷乱,政权太多,各地语言纷纷自立,局面一度回到春秋战国时期一般,可能大家都会几种话,但可以说的,也就只能是这一种,这种文化战争的手段,是为了什么自然不用说了。

所以到了宋代,皇帝主张文人们一定要搞定一个问题,那就是官话。

也是自这个时候起,官话越来越以京城所在的地方语言为基础而传播。

宋代的都城是在开封,严格来讲也是属于“洛语”的诞生范围,所以宋代的官话也等同于“复古运动”,而和唐代不同的是,宋代的传播方式更广。

当年王安石大搞基层教育,把学校下放到了地方,虽然达不到义务教育的规模,但是的确做到了,让那些耕完田的孩童,也可以顺道来听听教书先生说故事的程度。

而宋代的“学前教育”也出现了,平均受教育年龄大大缩短,这种大普及,决定了宋代官话的广泛性,除了时代滞后所造成的部分地区人语言依旧不通以外,绝大部分人都会官话,可能不会写字,但一定会一点官话。

所以宋代的中央官员,很少说有不会官话的,即便是地方的官员进京面圣,也是会说的,区别只是在于有没有口音。

千万要注意,有口音不是不会,和不会完全是两个概念,即便是有口音,但最起码能说出来。

而在往后的时间里,中原大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革,语言普及问题也是一次又一次,在明代起,渐渐形成了以北京核心的“官话”,也是从明代开始,奠定了咱们国语乃是“普通话”的基础。

但因为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,所以语言仍需要调整。

比如战乱之时,那么天下不同的语言地区就会纷纷抱团,从而和主流文化脱轨,其实咱们现代的普通话,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普及,而完成这项重要任务的,就是义务教育。

总而言之,对于每一个时代的初期来说,官话的普及都是必然的。

而在清代中,因为统治者乃是满族的缘故,在语言上曾产生很大的分歧,首先是满清统治者先一步步熟悉普通话,然后再以此扩张普通话的传播。

而乾隆当年常常抱怨方言太多,这也和清代的科举制度有关,清代的举人是可以替补为官的,有一些地方官员就是举人出身,但他们没有去过京城,政治能力却很强,所以就造成了到了北京说话口音很重,甚至不会普通话的原因。

不过在清朝的中后期,这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慢慢扭转,早也没有当时乾隆所表示的那么夸张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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